看完了《风雪定陵》。动乱中的一幕幕，还是如期到来。纵使心已准备，当真面临，仍难解阵阵伤痛。唯一略宽慰者，乃弃棺、焚烧二处，只是单独事件，非是系统破坏，以虽文物多损，尚未遭灭顶之灾。不幸中万幸也。无心多写，摘抄几处，以作铭记。
就在社会上反右斗争风起云涌、已成燎原之势，工作队人人自危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历史的报复也随之悄悄地来临了。
已经贴在有机玻璃上，并作过简单技术处理的织锦品，经过冷空气的侵蚀，慢慢变硬、变脆、变色；光彩艳丽的刺绣珍品，也在空气的侵蚀中，发现大面积的黑斑，并开始整体霉烂。深藏在棺椁中的尸体，会怎么样呢？
一天，白万玉把赵其昌约到陵园内一个僻静处，悄悄地说：“听仓库保管员嘀咕，里边的东西全变质了。”
赵其昌一惊，脑子里嗡嗡地响起来。他一把抓住白老的手，心情激愤，眼里射出怕人的光：“这是真的？”
“是保管员偷着和筹建组领导汇报时，我从旁边听到的。”白老解释说。
赵其昌捶着脑袋：“完了！”
这个信息如同一声炸雷，使他几乎昏了过去，半晌没有作声。白万玉焦急地问：“怎么办？你倒是说话呀！”他这才想起夏鼐临走时的嘱托：“如发现不祥之兆，赶紧告诉我。”
目前的情况已经不再是“不祥之兆”，而是一种无法挽回的惨痛事实了。“赶快告诉夏所长，让他想办法吧！”赵其昌急切地对白万玉说。
白万玉当天就赶回城里。消息传到了北京，夏鼐立即来到了定陵。仓库打开了。夏鼐和赵其昌等人走了进去。昏暗的屋子里，一股腐烂发霉的气味扑鼻而来，一块块有机玻璃靠墙排列着，上面粘贴着的织锦品，早已失去了往昔的华姿与丽彩，不管原先是鹅黄、淡青、还是绯红，都变成了乌黑的云朵。夏鼐以为是尘土封盖和灯光昏暗的作用，产生了这奇特的效果。可是，当他把一块玻璃拿到亮处观看时，眼泪却唰地流了下来。温暖的阳光照在玻璃上，织锦品如同一块核桃皮，皱巴巴地缩成一团。他伸出颤巍巍的手抚摸着，织锦品不再柔软华丽，软绵绵的身子变成一块僵硬得刺手的黑铁片，翘起的部位经手一触，便哗啦啦掉到地上。如同腐朽的树皮，在飓风的吹动中飘然离开母体。夏鼐颤抖着放下手中的“织品”，一言不发，在仓库里来回走动。
皇陵发掘的前前后后，夏鼐是一位最清醒的参加者。他的清醒不只是对考古知识的精湛研究，而且是对中国政治、文化及其现状的深刻了解，也是很少有人与之相比的。在定陵发掘之初，他就预感到了未来的结局。对于他的高瞻远瞩，不必要等到三具尸骨升腾起冲天大火时再作结论。目前的状况，已经初露端倪了。
面对几十匹松树皮似的织锦品，夏鼐带着无尽的悲愤和无可奈何的哀叹，当日返回北京。
不久，消息又从北京传回定陵，暂时改变了定陵发掘人员和出土尸骨及器物的命运，使这场悲剧在尚未达到高潮之前，暂时降下帷幕。发掘工作再度以喜剧的形式出现。而恰恰是这段喜剧，才增添了整个悲剧的氛围。八年之后，当它真正达到高潮时，即使是共和国的巨人，也无回天之力，而只能望空兴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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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后，定陵棺木被扔的消息传到夏鼐耳中。这位大师全身发抖，脸色煞白，不停地在房里走动。马上打电话让博物馆重新捡回棺木，加以保护。可是，空荡的山谷早已不见了棺木的踪影。
31年之后，当我来到颐和园，找到当年的发掘队员李树兴了解这段历史公案时，那位主任竟然戏剧性地和我们相遇了。真是山不转水转，天地太大也太小，在这偶然的背后，实在是蕴藏着一种不可捉摸的必然。
当年的主任两鬓雪丝，已经退休了。今天，他正以“老骥伏枥”的精神，为党的事业再献余热。尽管我们知道他为扔棺的事，后来受了个警告处分，从而成为他心中最为敏感的政治伤痛，不便提起。但既然有缘相逢，还是顺便问一句好。
“听说那棺木是你决定扔的？”有点明知故问。
他的脸轻微地抽搐了一下，眼稍掠过一丝淡淡的悲哀与痛楚，声音低沉无力：“就算是吧。”
“怎么叫就算是？”
“其实在扔之前，我已请示过领导，包括文化局领导。你想我一个办公室主任怎么敢作出那样的决定？”他的声音比先前大了些，显然有些激动，“当事情追查起来时，这些领导就不再承认了，我也就只好自认倒霉吧。”
望着他那有些悲怆的面容和真挚的哀叹，我们相信他的话是真实的。如果没有更高层领导的指示，他一个小小的办公室主任，是断然不敢这样自做主张的。可惜没有人再出来承担这个责任，历史的罪过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还要记在他的身上。想来他也实在是一个让人同情的悲剧人物。
采访完毕回到城里，我们的心情难以平静，仍在思索着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无论责任在谁，棺木被扔却是事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如果一座皇陵博物馆连帝后的棺木都不能容纳，它还能容纳什么？还需要他做什么？烦恼困绕着我们，正在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之时，电视机里传出了一阵骚乱的杂音。只见一个光着膀子的彪形大汉，正要举一对大得吓人的杠铃。这是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一届亚运会的实况转播，一场精彩项目的角逐。只见这位运动员活动了一下筋骨，抓把白粉在手中搓搓，潇洒地来到杠铃跟前，弯腰弓背，两手死死抓住铁杠，随着气贯丹田、力运双臂的一刹那，杠铃腾空而起，骤然落在他的肩头；电视机里再度爆发起喝彩嘈杂之声。他想借余力再一用劲，以便将杠铃举过头顶。遗憾的是，他已经做不到了。他的腿哆嗦起来，整个身体都在摇动。尽管他二目圆睁，全神贯注，但自身的筋骨承受不住这强大的压力，意志与精神只得向肉体屈服。杠铃终被扔了下来，险些砸了自己的双脚。这个惊验的动作，冥冥中透出一股强大的难以名状的辐射力，使我们顿悟。电视机中的杠铃和我们发掘的定陵，竟有着某种富有哲理的联系。一座定陵，囊括了华夏民族几千年文化的精髓，无论是它的建筑，还是葬制，都能从中探寻到中华文化的源头和发展脉络，几乎每一件殉葬品都镌刻着苦难的历史足迹和人类行进中的气息，标志着华夏文化与政治制度的成熟与衰亡。对于今天的人们，或许这个包裹太沉重了，沉重得如同运动员手中的杠铃。要背负起这个包裹，就必须具有承受重压的心态和身体素质，以及丰富的经验和精湛的技艺。而那时的共和国，只不过如同一个十岁的少年，骨骼正在成长，肌肉尚未发达，血液仍是鲜嫩的浆汁，虽已漫步行走，却不能健步如飞，十岁少年纵有千里之志，毕竟尚难仓促行进。如果凭一时的兴趣或冲动，其结果必然是步履不稳，像这位运动员对待沉重的杠铃一样，带着无尽的遗憾与痛苦，将包裹扔在脚下。若躲闪不及，伤了自身的腿脚，从此一蹶不振，也未必没有可能。
这一令人回味的哲理，倒是在定陵之外的颐和园得到启示。
真是有趣的启示。
*
箱子被一个个打开，只见万历皇帝和皇后的尸骨完整地躺在里面。这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人员，经过一年的努力，才把三具零散的尸骨用铁丝穿制成一个完善的整体。“文革”前，三具尸骨一直放在该研究所保存，“文革”爆发后，该所领导人怕有闪失，决定物归原主，以图安全，想不到劫难还是来临了。1966年8月24日，这是中华考古史上最为悲怆的祭日。据定陵博物馆职工师峰后来回忆，这一天从早到晚，始终未见到太阳。
三具尸骨摆到定陵博物馆大红门前的广场上，由W组织人员进行批斗。除尸骨外，还有一箱帝后的画像、照片等资料性的“罪证”，和尸骨一同被抬了出来。帝后的三幅画像是清理地宫时，发掘队员曹国鉴精描细绘画成的。仅画像上的金粉就用了二两之多。
W为了显示这次声势浩大不同寻常的批斗大会，特意作了一番精心安排。她派人到长陵管理处、长陵供销社、林场、粮站、学校等单位联系，要求他们派人前来声援。与此同时，有人建议批斗结束后，将帝后尸骨砸碎焚烧，以示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定和气魄，W当机立断，拍手赞成。下午2点15分，定陵园内的广场上已是人山人海。除邀请的几个单位人员外，还有附近农村的农民、红卫兵、学生，人们纷纷前来，要亲眼看看这壮丽辉煌的场面。
三具尸骨整齐地摆放在一起。万历皇帝的尸骨在中，两个皇后分居两侧。周围堆放着帝后画像和照片资料等实物罪证。一切准备就绪，W开始带头高喊革命口号：
“打倒当权派！”
“打倒保皇派！”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打倒地主阶级头子万历！”
“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口号刚一结束，W冲人群大喊一声：“革命现在开始！”
话音刚落，十几个大汉便把怀中抱得太久的石块，猛力向尸骨投去。随着一阵“噼噼啪啪”的响动，三具尸骨被击得七零八落，一片狼藉。
人群开始涌动，惊讶、困惑、麻木、赞叹、欢喜……各种目光一齐向W射来。W心中一热，立即吩咐身边的人员：“点火烧了他们！”
一声令下，烈焰腾起，广场一片火海。木柴伴着尸骨，在烈焰中“叭叭”炸响，似在呻吟，又像在反抗。浓黑的烟雾扭成一股股烟柱，交错着，拥抱着，不情愿地向天空飘去。烟灰四散飘落，纷纷扬扬，空气中散发着刺人肺腑的气味。
不知是尘世上狂热的冲动和盲目的激情感动了上帝，还是万历帝后的灵魂作祟，正在升腾、浓烟喷射之时，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炸雷，大雨倾盆而下。观光的人群四散奔逃，烈火无声无息地熄灭，燃烧的尸骨在涌动的水流中浮荡漂摇，和翻起的泥土溶为一体，重新回到了广袤的大自然之中。
为时太晚的反思
在万历帝后的尸骨被焚二十三年之后，我们来到了十三陵特区，以历史记录者的身份，寻访在那动荡岁月中留下的残迹。
在陵园的机器房里，我们见到了当时亲手用朱漆喷刷明楼巨匾并参与焚烧尸骨的小个子青年S。S已不年轻，显然比当年成熟多了，昔日的狂热在他的身上已很难见到。当我们想证实他的出身时，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小册子递过来。这是“八一”小学的记念册。S说：“八一小学是聂荣臻元帅创办的，因此又叫聂荣臻小学。当时在这个学校读书的，全是名门之后。”打开扉页，是**、朱德、周恩来等和学生们的合影照。一所小学校能得到如此众多的巨人的关照，实属罕见。翻到1956年的毕业合影，S指着右上方的一个矮矮胖胖的、逗人喜欢的孩子说：“这就是我。左边是×××，右边是×××……”他一个个地说着名字，以及他们的父母，似乎为那天真烂漫、辉煌壮丽的少年时代而陶醉，而自豪。这种自豪一定长久地注入他的心中，并有可能成为他生活中的支柱。要不，他是不会把这个纪念册带到机器房来的。
当我们拐弯抹角地将话题扯到焚烧尸骨一事时，本想他会不高兴或者对这段事实及自己的行为加以掩饰，可他的坦诚令我们吃惊。他对那段往事毫不遮掩和否认，对自己当时的行为直言不讳，还对一些细节作了补充和解释。他说：
“‘文化大革命’害了一代人，同时也损害了一大批文化遗产。你们问的两件事都是真的，我上明楼用漆刷匾，那天风很大，梯子绑得又不牢靠，真像天梯一样，走到顶点就能感觉到湿乎乎的云雾从耳边擦过。那时候可真有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劲头。要是现在啊，给我多少钱也不敢干。你想想，如果摔死不就白死了。现在我腿上和头上的伤疤，不但没人管，自己也不好意思讲，像小偷去偷东西伤了身体一样。那时候也真叫傻，人家匾上那定陵两个字碍着我什么事？可我当时却认为是反动标语，非要上去遮盖、用漆涂掉不可。这是何苦呢？但还是一本正经地去干了。
“前些日子文化局又来人调查焚烧尸骨的事，让当事人签名。我签了。自己做的事就要承认，我不像有些人，砸的时候风头出的比谁都狂，可一旦追究下来，又像个老鼠一样缩进洞里不敢露头。好汉做事好汉当嘛。况且这是在文革的大气候中干的，像这样的浩劫，几乎全国每个文化遗址、博物馆、园林都有。尽管现在公安部门把定陵焚烧尸骨、第二毛纺厂武斗、黑山寨劈孩子，列入昌平县文革三大要案，可到现在一个人也没处理，法不责众嘛。这是中国的古话。退一步说，真要是进监狱，大家一起去。承认的要去，不承认的也要去，**的官司从来是重证据不重口供的，何必躲躲闪闪？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把我们这些人抓进监狱也不觉过分。尸骨毁得太可惜了，这不是我们吃饭的碗和筷子，砸了断了还可买同样的。可这尸骨又哪去买？即是买来也不是万历帝后而是别人的了。你们要把这场悲剧写出来，告诉后人，不要再折腾了，再折腾下去中国的文化就完蛋了……”
S不愧是名门之后。说这段历史时，仍不失大家风度。他的神态、动作和口惹悬河的滔滔解说，似乎让人感到是在做一次学术演讲，或者是胜利后的总结报告，抑或是在叙述一个和自己毫不相干的别人的事。他的身上，我们领悟到了太极拳的奥妙。太极拳为中国所独创，太极拳刚柔相济的精华，就是中国人的处世哲理。
与小个子S相反，当我们在昌平县城见到当年那位“文革”女主任W时，她满脸忧郁，两鬓过早地染上了雪丝。她在农村长大，从小饱尝贫寒之苦，至今仍不富裕，两间不大的屋子，除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外，找不到更值钱的东西。也许愚昧和无知使她过早地走向衰老。
当我们把话题扯到“文革”那段岁月时，她对自己一生最为显赫的时代，并不感到自豪和骄傲。她的脸尽管也抹上了淡淡的红晕，但看得出是因羞涩和痛悔所致。她没有提及自己当年如何指挥的那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行动”，只是说自那场“革命”之后，几乎天天都做恶梦，梦见万历帝和两个皇后，拿着大刀要杀她。每次梦醒之后，都发现枕头被冷汗浸湿一片。这个梦缠绕了她20多年，以至使她青春早逝，并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她的身体越来越消弱，常常感到步履艰难，气力不支。她说也许这是报应，后悔当初不该那样无知和狂妄。
临别的时候，她疲乏的眼里流出了热泪。她真诚地把我们送出好远好远。望着她瘦削的身体和满脸的倦容，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出这就是当年叱咤风云，创造了震惊中外考古界巨大的悲剧的导演和主角。人真是个难以捉摸的怪物。
当我们把S和W此时的心情告诉当年的“保皇派”领袖孙志忠时，这位已到知天命之年的汉子愤愤地说道：“现在他们后悔了，当年要不是他们的愚昧和野蛮，何以连祖宗的尸骨都没能保住？”
任何一种文明都是人类宝贵的财富。可惜，无论是S还是W，都悔悟得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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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3月，吴晗被捕入狱。在此之前，他和夏鼐在党校的一个角落里相遇。四目相对，两位文化大师热泪盈眶。当他们谈到定陵的发掘一事时，吴晗以极度的悲伤说：“文献记载：罂粟在明朝中叶就已传入中国，作为药用，我总在怀疑万历生前抽过大烟，可惜这方面的证据不足。本来万历的骨头可以拿来化验一下好证实真伪，然而一把火，就什么也别想了。”
夏鼐表情复杂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作铭，在定陵发掘这件事上，到现在我才明白，当初我们的论争，你和老郑是对的。你比我看得更远……”吴晗说着，泪珠又落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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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赵其昌、王岩来到定陵，同定陵的青年考古工作者王秀玲找到文物仓库保管员李亚娟，李亚娟拿出当年被称作“变天帐”的发掘原始资料时，不禁大为震惊。几百份资料，数千幅照片特别是那几大册现场记录，历20年苍桑竟完好无损，这不能不算作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李亚娟原是北京市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1958年定陵出土器物在神武门展览时，被临时招聘为解说员，以后便来到定陵博物馆负责仓库管理工作。在大多数人失去理智的“文革”狂潮中，李亚娟始终以清醒的头脑，不惜代价以尽职责。当万历帝后的尸骨在无奈中被迫交出时，随着升腾的火焰和飘缈的尘灰，她曾流下过痛苦的泪水。也就在那时，她下定决心，要以生命作代价，保住仓库中的一切器物。“造反派”火烧尸骨后，曾多次威逼她交出万历帝后的服饰、金冠。她被打得口鼻流血，几次昏倒在仓库门前，但她却以难以想象的意志与精神，使这些稀世珍宝免遭劫难。尽管她家里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患先天痴呆症，需要照料。但在1966至1968年形势最严峻的三年中，她几乎和家中断绝了来往，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定陵博物馆，日夜守护仓库，使造反派无可奈何。随着形势的好转，她又开始对仓库中的器物进行整理，并采取力所能及的保护措施。数千幅照片底版，正是在她不断的晾晒和保护下，才完好如初没有出现发黄变质现象。
李亚娟只是一个具有初中文化的女性，对于文物的保护与管理，则是出于职责的考虑，未必来源于对中国文化的深层认识。直到1985年她患肺癌去世时，仍是一个普通的仓库保管员。通观她的人生经历，的确是极为平凡的，就像江河湖海中的一滴水珠，没有腾起过壮阔的波澜，也没有留下洪大的声响。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她又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事实上，也正是像她这样的“小人物”，在共和国艰难的进程中，胼手胝足，用热血和赤诚默默地书写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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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年前，阿房宫和秦始皇陵相继升起冲天烈焰；20个世纪后，明定陵园内又燃起了大火。悲剧总是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不断地上演，中国的文明几经兴衰沉浮，变得残缺不全，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无法弥补的遗憾。当定陵园内烈火升腾、万历帝后的尸骨化为灰烬时，也许我们并不知道拿破仑皇帝的一根头发在西方竟以五百万法郎的价值拍卖。我们最早地拥有了火药，却不能有效地保卫国家，而备受洋枪炮舰的袭击。我们拥有灿烂的敦煌瑰宝，却眼看着外国人一车车运走。直至今天，尚有人不惜一切代价，将祖国珍宝偷运出境，以牟取暴利。在世界的每一家博物馆里，几乎都有中国的文物，而我们却很少有外国文物的收藏与展出。破坏与出卖，几乎形成一个独特的文化怪圈，困惑着我们的身心。不知何时才能冲破这个怪圈，重新认识和保护我们的文明，并以热情与责任构筑起民族文化的大厦，使这个五千年文明古国再展昔日的盖世雄风。
凯罗·纪伯伦说过：“当你们中间有人跌倒的时候，他是为后面的人跌倒的，是一块绊脚石的警告。”这极富哲理的箴言，对于定陵的发掘和今天的我们，都是一个深刻的启示。
失去的，永不再有。
现存的，应该珍视。
让我们肩负起中华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同我们的祖国一同走向二十一世纪新的征程。
——己丑腊月十二
于北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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